作者简介

尹莎莎，女，汉族，1990年12月生于河北，马克思主义学院形势与政策教研室讲师，2010至2014年本科毕业于西安石油大学俄语专业，2014至2016年由国家留学基金委选派至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2016-2021年获得俄罗斯国家政府奖学金，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

文明的对话：历史社会学在文明研究中的理论

一、引言

形成世界体系的现代社会的社会历史中普遍与局部，一般和具体的相关性问题仍然是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之一。为了理解世界历史进程的本质和基础，理解这个世界历史进程在不同文化呈现中的特殊性，不同的历史发展路径，不同的经济，文化至关重要。毕竟，这些特点既在现代全球转型过程的影响之前就会影响不同社会的稳定性，也会影响不同社会对这一过程的有效适应性。历史唯物主义为这些复杂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提供了自己的答案。在解答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支持者可以借助社会历史发展的其他概念和方向的研究以及代表人物。例如，文明研究便是一个方向。卡尔•马克思还提请注意研究文明特征的必要性。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的科学著作中，特别强调了亚洲生产方式和亚洲（东方）生产关系。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1853年）、（1857-1859年经济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等著作中，提请注意亚洲生产方式和东方物质文化的文明特征。马克思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 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①

文明研究基于文明理论的经典思想。在欧洲，最著名的文明研究经典作家是英 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汤因比研究了全球社 会史，冲突和文明之间对话的可能性。但首先，汤因比是西方社会科学中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这一概念的一贯批判家。他的科学研究成为西方文明研究的基础②。在俄罗斯，最著名的文明研究经典作家是俄罗斯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1822—1885）。早在19世纪，他就制定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文化类型（文明）理论。例如，他证明了俄罗斯和中国都一直是特殊的历史文化类型或文明，它们具有自己的内部文化，政治和社会经济自我发展潜力③。文明研究经典作家的主要思想是批评欧洲中心主义的概念，研究非西方社会物质文化发展的特征。

在21世纪初，文明研究在社会科学和社会学中再次变得流行。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首先，东方社会在现代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和政治重要性日益增加；第二来自不同国家的社会科学家对东西方不同社会的不同文化，哲学，伦理学，美学，社会交往的研究越来越感兴趣。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普遍概念无法帮助研究人员理解相差甚远的社会和文化。此外，如果不研究东西方社会社会意识的特殊性，就很难理解文明间和文明内对话的基础。

二、历史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

19世纪，欧洲社会科学家对其他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兴趣，对文明的研究研究兴趣由此开始。欧洲人面临着不同的哲学，美学，物质文化和非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这一概念侧重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多线性，对社会和文化系统的特定类型进行识别，并强调其独特性。文明范式是作为社会发展线性欧洲中心论的对立而形成的。正是历史社会学成为20世纪研究各种文化，社会和文明的方法论基础。历史社会学已经成为针对旧问题和冲突的新视角。

例如，历史社会学使得将俄罗斯和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作为自给自足的文明，统一的社会系统和地缘政治主体进行理解和研究成为可能。中国与俄罗斯在长时间跨度内，在长期过程或结构性社会历史中，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是我们的国家同时是：隔离的，整体的，独立的和具有经过千年历史形成文化的自给自足的文明；具有历史决定的政治和社会治理结构生产特征的地缘政治主体一国家；具有特殊社会交往传统，特定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的统一社会系统。正是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和俄罗斯这种社会的历史稳定性。但是，对这些文明一国家一社会系统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变化和挑战，这些变化和挑战会对其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的基础产生重大影响，影响到所有社会群体和阶层。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根本性变化对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成为重大的挑战，迫使中国和俄罗斯社会做出严肃的、有时甚至是巨大的努力来维护自己的独立，维护发展的独立及自我同一性。这可能也说明了在20世纪，我们两个国家的历史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是有其原因的①。

只有在非欧洲中心的发展概念基础上才能理解中国和俄罗斯文明在现代社会制度社会历史中的作用。而历史社会学就是此类概念。现代中国和俄罗斯的许多社会进程，有时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巨变，都需要将其作为全球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和俄罗 斯为了应对外部挑战，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条件下并不总是有利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旨在维护其独特发展道路而做出的反应来进行考量。

如果没有历史社会学，对全球社会进程及其对现代国家，社会，文化和文明转型的影响的研究恐怕难以进行。历史社会学从来都不是社会学的一个普通的“分支”（如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或文化社会学）①。历史社会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种思潮、范式体系。历史社会学的目的是克服个别社会科学之间的理论和方法论障碍, 为复杂社会进程的原因和特征创造一个全面的社会历史视野，这些不绝的社会进程在不同文明的相互作用基础上形成了现代全球社会体系。这种“全面的社会历史视野”是由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努力形成的，他们转向研究现代全球世界体系的起源，该体系的特点是结构要素（个别国家，经济制度和独特文化）的极端不均衡发展，形成了僵化的地缘经济和地缘社会等级，以及不同社会和社会群体在国际分工结构中的不平等地位。得益于这些研究工作，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欧洲中心方法对不同社会和文明社会历史研究的狭隘。

20世纪初可以作为历史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论起源。正是那时，欧洲社会思想中出现了明确驳斥实证主义主流思想的第一波思想。

历史社会学的出现与三大基础方法论的需求联系在一起，这三种方法论使得20世纪初以来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成熟起来。

首先，需要克服社会科学不同分支之间，尤其是历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主题一对象领域的人为僵化划分，这是划分是由于19世纪实证主义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的不断影响而产生的，并且还需要形成研究社会过程和现象综合法的方法论基础。

第二，在研究社会历史进程时，需要克服目的论和种族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方法，因为这些方法往往将多元的、原始的社会和文化史简化为西方文明的历史，需在形成多维空一时解释结构的基础上将其替代为社会的多变量及多因素发展研究。

第三，需要解释复杂的长期社会经济，社会政治和社会文化进程，这些进程形成了现代社会系统，并决定了在这个复杂的，相互矛盾的，充满不断冲突的系统中每个社会变化的特点，克服研究人员仍然普遍认为的“‘现代性’只是‘此时此地’发生的事情，过去只是古人关心的事情，因为它不再存在”这一观点。许多社会学 家仍然很难意识到，它被称为“现代性”，实际上是一个纯粹的“传统”，围绕“现代”的人和历史植根于几个世纪和几千年之中。对于许多社会学家来说，仍然难以理解的是，所有所谓的“现代”社会变化都是不同文明（以及在单一文明的框架内）之间相互作用的深层结构和历史进程发展的结果，对它的理解应该成为历史科学和社会学人士的共同任务。

实际上，“现代社会”的问题和矛盾研究中结合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工作的需要在19世纪便已充分显示出来。只是这种联合的实现来得晚得多，并且需要两个科学界代表的重大理论和方法论努力。有必要克服单独社会科学之间由实证主义创造的理论，方法论和经验界限。其结果是，实证主义者持有的社会整体论观点，宣称创造的新的“元科学”，或“科学的科学”一社会学一迷失了很长一段时间。而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对其他社会科学的无端优越感的主张只是疏远了其他社会科学的代表，包括历史科学。即使没有疏远所有人。历史科学的代表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根本变化的发起者和主要驱动因素，以及在社会变革进程研究中全新方法论传统形成的基础。

“历史社会学”这个词最初在理论和方法论层面没有得到充分论证，它的基本方法论思想是由法国哲学家亨利•白尔（亨利•白尔，1863-1954）创立的，该思想 基础上将特定词语组合成“历史社会学”。这一思想是“历史综合体”。它指在社会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整合各种社会科学家对“现代性”现象的研究。这一观点在20世纪上半叶被历史科学的代表采纳并创造性地发展起来，首先是“新历史科学”或汤因比的文明理论，以及其他非实证主义的社会概念。

得益于他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的努力，“历史综合”不仅仅是一个美丽的近似科学的短语，而是一个形成研究全球社会历史进程和不同文明的综合方法的行动指南。由于在社会研究中创建了历史遗传方法，这种复杂性得以实现。

这种复杂方法的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化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的 知识的“历史综合”，是基于对长期时间延伸或结构社会史的全面、多因素的历史学和社会学分析。而所谓“现代性”的结构性社会史，就是不同文明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物质和精神）抵抗的历史。这种抵抗的社会史是历史社会学的对象。因此，唯物主义历史社会学旨在研究全球普遍化过程的辩证矛盾以及不同社会和文明对这些过程的局部反应。历史唯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特别是研究全球社会历史变化对文明物质基础的影响的研究旨趣上。

三、历史社会学与文明研究

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如何与文明研究联系在一起？文明物质基础的变化与文明的社会文化特征有何关系？唯物主义历史社会学可以为这些重要的理论和方法学问题提供答案。

在文明研究的框架内，对“文明”类型有诸多定义。首先，一些研究人员只将文明视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忽略了其存在的物质基础。其次，有一种观点认为，独特的文明已经是古老的历史，其与现代性毫无关系。而现代性只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统一文明。第三种观点认为，需要进行方法论的讨论。讨论了以下问题：文明是客观的社会现实还是文明只是这种现实的社会学模型？如果文明是社会现实的模型，那么哪个模型更适合研究它？所有这些讨论和问题在唯物主义历史社会学的框架内不再重要。唯物史社会学使我们能够辩证地解决许多理论和方法学问题。

现代社会科学最典型的对“文明”类型的解释是，它代表着一个单一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系统所占据的空间①。这意味着西方、俄罗斯或中国这样的文明可以在其历史社会结构中包括许多社会和国家，而这些社会和国家可以在几个世纪中多次变化。但是，尽管通过时间和空间的文明道路存在诸多困难，它们是基于特定(传统) 社会制度(组织着社会生活)和基本结构(物质的和精神的)的共同整合系统。历史社会学文明研究的目的是呈现现代世界体系形成的过程，解释形成这种体系的各种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的一般和特殊事物。但最主要的是，对文明的研究使我们能够在相对普遍的社会历史过程模型的基础上解释不同社会对全球转型过程的具体反应情况，这些转变过程在不同社会中以绝对不同的方式发展。

当然，经济、经济过程和经济史的研究是唯物主义历史社会学框架内文明研究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经济的研究不是唯物主义历史社会学的主要目标。因为不同社会和文明的唯物史观涉及物质和精神发展，经济和文化生活，物质和精神存在的辩证研究。唯物主义历史社会学框架内的文明研究是研究不同文明物质文化发展特征的影响以及这种发展对每个特定文明的结构社会史的影响。而每个文明的结构性社会史既决定了它在现代国际分工结构中的地位，也决定了全球资本主义现代体系框架内未来发展的机遇。第一个提出将物质文化作为各种文明社会史的基本结构进行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研究人员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 (1902-1985) 。根据布罗代尔的说法，存在于每个文明中的物质文化是许多代人的社会行动的结合，以及他们活动的物质和精神结果。这些结果从出生就围绕着我们，并作为许多世代祖先力图使社会长期适应环境做出努力的证据。因此，物质文化是不同社会和文明发展特点的很好的社会历史指标。

物质文化是任何社会，任何文明生活的经济组成部分。物质文化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结果，也是实施经济活动的结构性环境。这就是物质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辩证法。但经济的研究不是文明研究的目标。毕竟，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研究经济基础是理解一般社会历史变迁本质的重要途径。这就是为什么唯物主义历史社会学依靠经济，经济生活和物质文化的研究来理解不同文明中这些社会历史变化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形成了现代社会体系或现代世界体系发展的一般社会历史过程。现代世界体系主要是一个全球经济关系体系。经济纽带是团结不同国家、不同历史、不同发展特点的最牢固纽带，因此在国际分工体系和现代世界体系中地位不同。

历史社会学对现代社会制度及其空间经济多样化的研究，只是理解形成现代世界体系及其所有结构特征和矛盾的各种历史过程的本质的一种手段。在唯物主义历史社会学和社会历史中将经济及其变化的研究作为现代世界体系形成过程的社会历史特征的一种理解方式有两个原因，布罗代尔对其有清晰的阐释。根据布罗代尔的说法，首先，在所有类型的空间获取中，空间的经济发展是最容易研究和传播最广的。因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是特定文明的自然和历史提供的物质发展活动。这种活动通常会留下可以进行经验研究的最多结果。正是这些经验数据使人们有可能研究不同文明的深层结构，理解其物质文化的特征，研究在长时间内社会变化的复杂过程。其次，经济历史分析旨在回答欧洲（西方）文明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占据特权地位的 原因问题。布罗代尔认为，欧洲社会（单一或是多个社会）成功地在时间上及时创造有利的结构条件，以赢得与东方强大文明的世界霸权竞争，是因为经济，而不是其他社会活动领域发展得更快。正是西方文明的经济迫使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依赖于它。毫无疑问，这种宣称的经济活动的首要地位（首先，以各种可能的方式积累资本）便是欧洲文明这个不大又不古老文明的早期现代性的基础之一①。

要了解现代世界经济运作和转型过程的本质，重要的是要了解文明力量对全球经济活动的影响。这些力量仍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构建着现代经济和社会的组织。文明在构建全球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是什么？不幸的是，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很少将注意力放在这一问题的解答上。有两种路径来研究和解释文明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根据第一种路径，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文明生活方式的全球传播逐渐摧毁了非西方世界伟大文明（中国，俄罗斯，印度等）的特点，并形成了单一 “世界文明” 的发展条件一普遍的“全球资本主义”。第一种路径是现代社会科学中最受欢迎和传播最广泛的路径。根据第二种路径，上述对现代世界体系形成过程的解释没有考虑到特定文明力量对这一过程的影响的所有细微之处。这就是历史社会学的路径。我们现在可以观察到全球经济形成的过程丝毫不意味着以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普遍化表现的联合的增强。这恰恰表明，通过积极调整非西方文明的元素以适应全球社会变化，文明多样性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观点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中国，俄罗斯或印度类型的资本积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能够创造条件，并推动其社会发展自身的，具有独特特点的制度形式的再生产。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仍然存在的文明能够成功地同化来自西方的经济实践。这些非西方文明将经济实践转变为制度上适合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与西方社会中相似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例如，被复 制只有表面上不同的西方社会和经济组织形式，与此同时，非西方文明给它们赋予了自身的特点）。

根据布罗代尔的说法，文明是特定的地缘社会系统，“长时段”的现实，社会，或者更确切地说，社会系统，如果没有明确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来塑造其的精神，智力甚至宗教生的活，是无法存在的，“长时段”的现实，社会，或者更确切地说，社会系统，如果没有明确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来塑造其的精神，智力甚至宗教生的活，是无法存在的①。当然，这种已经存在了数百上千年的地缘社会系统长期存在至今。这就决定了各种非西方社会对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反应的特殊性，该资本主义实际上根本不是全球的，而是西方的。在各种文明在历史和现代存续的框架 内，普遍模式和特殊模式都是现实。历史社会学的任务是对这些模式建立模型并加以研究。文明历史中普遍进程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将社会变化的解释都简化到这些普遍进程是无益的，即使将这些过程放到彼此间在社会文化（或社会政治或社会经济）等方面各具特色的地方地缘社会系统的框架内考虑。也不可能否认几个世纪以来文明不断增加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在科技普及或消费模式传播的影响下形成的，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将这种趋势完全化约为到社会和文明的统一性过程，同时试图仅基于该普遍过程建立对社会变化的解释是不可能的。然而，在解释社会历史过程时，很难在普遍与局部特殊之间建立平衡。在历史社会学方法论的框架内，解释结构的这种平衡是建立在研究和建模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基础上的，这些社会结构暗含着社会缓慢的转变过程。布罗代尔提出，解决该平衡问题首先需要将文明本身作为最稳定的结构进行研究，其结构框架和结构稳定性决定了其社会转型的方向和多种多样的，以非常奇特的方式呈现的形式（这些形式可被研究者所察）。

文明是最稳定的地缘社会系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不变的。文明这样复杂的地缘社会系统的稳定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动态稳定性的基础是什么？它们的稳定性基于结构的长时间存续，在此过程中会显示出特定文明的再生产潜力。正是这些变化非常缓慢的结构决定了社会变革的特征以及特定文明社会变革的具体情况。长期结构的研究使我们能够考虑到社会变革的普遍和具体模式，同时保持对任何文明和全人类历史的整体看法，探索私密的，地方的，个人的，具体的东西在社会变革过程的角色。长期持续结构的其中之一是物质文化，它决定了地缘社会系统发展的具体情况。通过研究物质文化缓慢转变的过程，并通过它研究社会的整个经济生活，有可能建立地缘社会系统的时空模型，并在其基础上对社会变化的普遍和 特殊模式做出基本解释。

另一位对历史社会学和文明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奠基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研究人员 是伊曼努尔•沃勒斯坦（1930-2019）。布罗代尔的结构主义唯物主义社会史的方法论对沃勒斯坦以体系历史方法对地缘经济，文明和现代世界体系研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沃勒斯坦的说法，现代全球或“历史”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是全球西化的不断加强和非欧洲文明抵抗加深（以不同形式和不同层次）的一个矛盾过程。这种抵抗的可能性决定了维护文明独特性的可能性。文明的独特性决定了社会和文化独特性再生产的可能性。而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是全球资本主义的 新兴独特性与特定文明持续存在的独特性之间的矛盾。全球资本主义的独特性是由 文明独特性的摧毁形成的。这一事实便是从长期结构视角出发文明间过去和现在诸多冲突的基础。这些冲突是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并形成其负面美学。现代历史社会学使我们能够理解这些文明之间冲突的本质，并确定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建立文明之间对话的可能性。

在20世纪，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的研究是在对进步的无条件相信的理论统治 下进行的，因为人类逐渐走向一个更好，更美好，几乎是理想的状态，所有社会都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达到这种状态，它们加入了西方政治生活，经济，技术，科学和 文化的“普遍”成就，这些成就使人们的生活经过一个又一个世纪，一个又一个十年变得更加舒适，从而消除了社会冲突的主要原因。进步的思想在19世纪的理性主义哲学中获得了无限的普及，然后传播到文学，艺术和科学。19世纪的浪漫乐观主义和对理性、人的力量的无限信念基于启蒙哲学家的思想，并在不小的程度上促成了以上观点。有一种激烈的观点认为，科学和技术，经济和政治生活，文化和社会治理的发展，就像其在西方文明中的展开一样，可以保证地球上所有人的生活无一例外地永久改善。当然，前提是他们无条件地接受此种文明形成的社会进步模式。

因此，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机械地将社会进步理解为全球西化的单线，单向过程的学说最终在欧洲社会科学中形成。根据这一学说，只有一种经济类型，一种文化，一种社会和政治结构一西方的（欧洲的及其所有衍生）社会固有的结构。我们周围的整个世界只在某种程度上，在水平上再现了这个社会或文明形成的过程。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主要问题便被如此界定，并为社会变化的研究设定了非常严格的方法论框架，用于对世界系统中的转型过程的类似解释。社会历史进程的机械模型的在方法论以及启发性上的限制，各种社会系统、经济、文化的当代发展在社会 和制度上特征影响的持续存在使得在社会转变的现代研究中多元及多因素处于显要地位，需要形成多维的对结构的时一空解释，这与已经熟悉的低级的线型阶段式方案显著不同。根据沃勒斯坦的说法，形成新方法的必要性最终需要对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进行全面重新思考。在许多方面，这种重新解释的过程和结果是历史社会学①。

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框架内，提出了对全球转型过程的全新解释，对其普遍性和绝对的，根本的革新性提出质疑，因此也对其相对于所有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和进步性提出了质疑。如果我们忽略了流行的全球化结构，那么现代世界体系的起源应该归功于过去的几个世纪。就在那时，现在被认为是“新的”和“现代”的基本原则，机制和结构开始形成。现代世界体系一“历史资本主义”一在16世纪开始形成，沃勒斯坦强调到，按照其内部需求的逻辑，并得益于其技术创造的机会，它不可避免地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扩张，直到19世纪中叶，它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了所有社会和文明②。只有历史社会学才能回答这个或那个文明在多大程度上融入“历史资本主义”系统这一问题，以及这种整合的后果是什么。

四、结论

因此，理解所谓“现代”社会进程的全球转型及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经济，国家和文化深层的，结构性社会史。这种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和原则正是在唯物主义历史社会学的框架内奠定的。

基于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唯物主义历史社会学是以仍然主流的对社会历史进程静态的、基于决定论的、欧洲中心概念的真正替代方案出现的。新文明理论的替代方法是寄希望于对深层社会历史结构对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影响的深刻理解，以及该结构对存在的不同“时代”中各种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特殊性的再生产过程的影响。因此，正是在唯物主义历史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框架内，提出了一个从根①本上解决解释社会历史进程的普遍和局部，一般和特殊相关性问题的新解。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科学著作重新引起了人们将文明作为特定地缘结构对人类社会历史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研究兴趣。与此同时，他们设法克服了19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至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文化类型概念的理论和方法论限制。对文明的研究使得对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各种社会变化过程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研究成为可能，其建立在社会历史过程的相对普遍模式上，而不是绝对普遍模式。正是在布罗代尔• 沃勒斯坦方法论的框架内，有可能创建这样的解释结构，使我们能够首先在空间和时间上同时反映社会实质的程度。在解决社会历史研究中的一般和特殊相关性问题时，布罗代尔设法创建了这样的模型，其中实在的一历史的和普遍的一必然的最佳地结合在一起。这种最优性是在建立在稳定的社会结构模型基础上实现的，这种结构具备长时段，对不同文明和现代世界体系的经济和社会的转型过程产生决定性影响。唯物主义历史社会学已经成为全球化概念的真正替代方案，它基于结构变化的复杂深层过程的外部和短期表现（实际上持续了几个世纪和几千年）的表层记录。因此，正是在唯物主义历史社会学的框架内，出现了欧洲中心主义和西化概念的真正替代方案，后者的支持者错误地将社会历史过程完全视为社会统一，视为各种现代社会仍然存在的各种社会和文明的逐步“消除”。只有关注不同文明存在的现代表现，才能理解现代世界文明之间对话的可能性。

文章选自《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