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辉，法学博士，马克思主义学院校聘教授，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出站，近五年来在《红旗文稿》《思想教育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委托项目和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各1项，参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共产主义旨趣

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整体利益、各国共同发展的高度，把握历史前进逻辑、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卓越才略、理论家的创新意识和战略家的恢弘视野，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这一崭新理念既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科学研判，也表征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等“时代之问”的准确解答，且一经提出就赢得了党内外、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认可，不仅被写进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而且还被载入联合国多份文件和决议。聆听着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足音，中西方思想界、学术界多从国际关系学、政党政治学、新闻传播学乃至环境伦理学等角度对之进行了解读。不过，笔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除了流露出外显的正确义利观、新型文明观、普遍安全观等意义外，还蕴涵有重建公正的世界秩序、消灭国际社会多重危机、促进人类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等内在的共产主义意蕴，而后者恰恰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孜孜追求美好社会制度的现实诉求。故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起底、缕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共产主义旨趣，有助于在展现其理论品格崇高性、实践进路现实性和价值关怀道义性的基础上，增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涵了共产主义事业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理论品格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即是说，共产主义的实现要以世界历史的最终形成为前提。众所周知，共产主义终究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其实现自然需要国际性的物质根基和阶级基础，而这两个条件的达成则以世界历史的形成为现实依据。西方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资本为了增殖愈发要求冲破地域的壁垒，进而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推向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交往之中。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分工也随之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其日益精细化和国际化的趋势必定会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成倍增长。就此而言，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也是世界市场的开辟与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现国际化配置的过程，而这些生产要素无疑促进着物质资源的生产与积累。当然，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同样也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国际范围内的扩张。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剥削不再局限于一国之内而被拓展至所有殖民地国家。这种资本剥削的国际化必然会“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正是这些“完全‘没有财产的’人”所构成的无产阶级，引领、推动着本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运动，并在普遍交往中走向国际联合。不过，从根本上来讲，无论是坚实的物质根基，还是深厚的阶级基础，都离不开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要知道，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和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并直接影响着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尤其是随着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驱动下愈发由原始封闭的各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世界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由上可知，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用所谓的“世界精神”来解释历史，更未将世界历史视为“世界精神”外化的产物。按照他们的理解，“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立足于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展变动的基础上建构自己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曾坦言：“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其实，在普遍追求资本至上、利润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为了提高剩余价值、获取超额利润，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资本必然要极力拓展其流通的渠道。诚然，“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正是资本这种“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的努力，客观上推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际化与世界市场的形成。回顾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创造的生产力在开辟世界市场、促进世界普遍交往方面客观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马克思更是把这种作用赞誉为“像地质变革创造地球表面一样”。不过，马克思还清醒地指出，资产阶级所开创的世界历史充斥着血腥的统治和残酷的压榨，是一部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无论对内还是对外，“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东方社会则沦为西方列强的商品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劳动力供应地。为了摆脱东方受西方奴役的现实景况，马克思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即是说，要实现人类社会的真正进步，就必须以“伟大的社会革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而推动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向全人类共同支配的世界历史转变。

当今时代，经济贸易往来频繁，技术文化交流日甚，世界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从原则立场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世界历史为基准，既秉承多边主义的行为准则，反对单边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狭隘民族主义，主张包容世界各国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历史发展的差异性；又坚守世界主义的价值立场，要求兼顾民族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主张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就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跳出了本国、本民族利益优先的国家至上主义、民族利己主义思维，将谋求世界各国均衡发展、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视为努力的方向。显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凸显出的承认民族/国家间差异、关照人类世界的品性，与共产主义社会事业成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要求有着内在的融通之处。但遗憾的是，现实中，资本主义国家在开拓世界市场、建立殖民体系过程中所构建起来的旧的国际秩序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并且愈发成为制约各国平等交往、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祸端。从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历史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正是通过殖民掠夺与剥削来攫取资本积累的。即便各民族国家经过反帝反殖民主义运动而纷纷取得民族独立，但其受资本主义国家剥削与奴役的景状并未就此终结。长期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看似平等地参与竞争、公平地开展贸易，其实却处处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宰制。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经济主导权与支配力是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雄厚的资本财富为支撑、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杠杆、垄断的金融体系为手段，并通过操纵国际规则、掌握国际话语权来实现的。譬如，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中，G7就占有全部投票权的42.89%，加上其他发达国家任执行董事的混合选区的投票权，发达国家投票权的比例就高达60%以上，而最穷的数十个国家的投票权累计才占比10%；在世界银行的管理席位中，非洲44个国家也只占有2个席位。这就表明，世界银行重要事项的决策与相关规则的制定为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把控。不仅如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千方百计阻挠新兴国家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试图以“自由市场运行就可以实现富裕”的意识形态幻想来维持现存的全球秩序。就此而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是建立在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基础之上的，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旧的国际格局与全球秩序更是不断巩固和再生出这种剥削。从长远来看，这种带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色彩的国际格局是不平等、不合理的，显然不利于人类社会生产活力的释放与世界历史进程的推进。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重要国际组织中权重过大，极易导致其因缺乏约束而在全球治理中不作为甚至滥作为，比如通过操纵UN、IMF、WTO 等国际性组织恶意打压、非法制裁别国。另一方面，新兴国家在国际多边组织中话语权偏少，难以表达和实现其正当利益诉求，以致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受挫。这种权力结构畸形的国际格局难以形成全球发展合力。在此情形下，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诉求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上议事日程。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而这种利益交融的事实充分表明损害他国利益终会殃及自身，单极化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故而，要实现世界共同繁荣进步，就必须把当前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国际格局转变为由世界各国共同支配的国际格局，以此引领国际关系朝着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经济全球化是建立于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客观现实和时代潮流。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也无法再关起门来搞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经济全球化大势，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里假装视而不见，或像堂吉诃德一样挥舞长矛加以抵制，都违背了历史规律。世界退不回彼此封闭孤立的状态，更不可能被人为割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握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并且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全球化，经过15年的艰辛谈判终于于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由此迈出了走向全球化的关键一步。其间，我国充分利用好这一发展机遇期，不仅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也给世界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无限活力。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促进人类进步、增进人类福祉的高度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引领经济全球化朝着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致力于推动人类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事实上，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20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30%，可谓是持续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2016年，人民币正式纳入SDR货币篮子，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我国在高铁、超级稻、精锻机、激光晶体、量子计算机等科技创新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些科技成就的取得打破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垄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技术垄断而造成的国际价值交换不平等现象。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为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值得称颂的是，中国还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第一，为各国平等交往提供公共产品。比如，“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有效连通了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印度洋、波斯湾、地中海等地区，逐步建立起以欧亚大陆为基点，辐射全球的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目前，“一带一路”倡议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共识，日益成为国际社会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共同繁荣的合作新道路。第二，推进国际规则制定的公平化、合理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规则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更不能搞实用主义、双重标准，合则用、不合则弃。”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相继成立，不仅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获得投资融资支持的途径，而且也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合理表达利益诉求、公正解决国际争端拓展了渠道。另外，中国也积极参与制定网络、太空、极地、海洋、核安全等新兴领域治理规则，以促进公共资源的合理开发、共享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第三，建立健全多边合作机制以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长期以来，中国既充分发挥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性组织中的建设性作用，促进全球与区域问题的公正合理解决；又与世界其他国家深化在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七十七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合作，进一步改革与完善现有多边机制。比如，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方面，近年来中国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丝路基金等方式，建立了新的国际经济合作机制，由此给予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更多的平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权利。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确证着共产主义运动要竭力“消灭现存状况”的实践进路

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是共产主义运动得以开展的重要动因。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形态得以更替的根本动力，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以一定的生产力优势取代了封建主义社会，进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呈现出暂时的进步性。但基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结果致使经济上的每一次进步最终都演变成某种公共的灾祸。19世纪中叶，结合当时资本主义社会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马克思、恩格斯在赞扬“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同时，也不无尖锐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所衍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其一，无产阶级的极端贫穷问题。与当时社会上把那些“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视作“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幽灵”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则流露出对劳动人民悲惨生活处境的同情。从《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护》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再到《资本论》，从《伍珀河谷来信》到《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再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他们二人在持续关注底层群众穷苦生活的同时，也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以此来指明无论经济繁荣或萧条、无论工人失业或暂未失业，工人阶级总是处于绝对的不利地位与经常性的贫困之中。经过此番分析，马克思戳破了资产阶级所标榜的等价交换的谎言，指出资本增殖正是来源于工人创造的并被无偿剥削了的剩余价值，资产阶级的富裕必然以工人阶级的贫困为代价。他继而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和谐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学说完全是撒谎。”其二，残忍血腥的殖民统治问题。受资本逻辑的驱动，贪婪的资产阶级绝不满足于榨取国内劳动者的血汗，也将其剥削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起初，“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以抢夺美洲金银、奴役土著居民、征服东印度、猎获黑人开启。后来，这种赤裸的掠夺遭到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资本主义国家也由此将暴力统治转化为依靠市场机制来维持实质上的不平等关系，即通过利用生产效率的优势或通过设置科技壁垒在国际竞争中“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给任何代价”。显然，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剥削给殖民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据统计，1947年印度独立时流失的总财富是英国当年GDP的40倍；1943—1944年由于殖民剥削造成孟加拉 300 万平民饿死，这一数字是英国战争期间所有平民和武装人员死亡总人数的7倍。其三，渐以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恩格斯就曾对“伦敦污浊的空气”“黝黑狭窄的艾尔克河”等因工业生产而造成的环境污染景象深表痛心。不仅如此，他还敏锐地发现环境污染与工人所患的各种疾病存在高度关联性。马克思也就当时日益严峻的环境破坏问题亮明了自己的立场，严厉批评了西班牙农场主为育肥咖啡树焚烧古巴森林而引发水土流失、美索不达米亚居民毁林耕作导致当地变为不毛之地等生态破坏恶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不解决以上贫困、殖民与生态问题，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无从谈起。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寄希望于资产阶级良知的发现或道德的觉醒，而应借助于无产阶级尤其是共产主义者的革命运动。这是因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这就表明，共产主义者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要时刻以彻底解决困扰全人类的问题为己任，以此不断破解阻碍人类社会进步的种种因素。

如今，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相较于19世纪虽然有了显著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影响世界发展格局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充满担忧地描绘了当前的世界图景：“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这一重要论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困扰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甚至还演变为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多重危机。第一，霸权主义笼罩下的国际秩序失调。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等旗号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干扰他国发展道路，动辄就以一己之私恶意挑起国际事端，导致地缘博弈色彩浓重，军事摩擦时有发生。第二，多方力量博弈下的全球安全威胁增多。中东、北非、东南亚等地区武装冲突不断，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蔓延又诱发政局动荡、政权更迭。毒品、疾疫、网络新型犯罪等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逐渐凸现，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进程和人类发展进步。第三，经济危机阴霾下的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金融危机风险依旧，“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远未结束，加之贸易保护主义层出不穷，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堪忧。另外，现实中存在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贸易分配格局，也严重抑制了新兴经济体创新活力的释放。第四，对立思维弥散下的不同文明冲突加剧。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极个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极力兜销文化霸权主义，任意散布所谓的“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种族优越论”，故意制造不同文明之间的对立，妄图通过文化渗透颠覆他国政权。第五，大国责任缺失加剧生态环境恶化。极端气候频现、海洋垃圾肆虐、森林覆盖率降低……，一再表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面对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不争事实，个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缺少责任意识，更缺乏兑现承诺的实际行动，甚至以退出《巴黎协定》来逃避理应承担的保护环境的义务。置身于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都不可能在以上国际性危机中独善其身。即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面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面对人类发展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抉择，各国应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世界各国深刻认识到彼此休戚与共、生死与共的关系，进而铸牢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才能在团结合作、携手共进中破解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就是要解决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进而从思想观念的层面重申人类对美好社会生活的目标期许，以及实现这一目标期许所要经历的漫长过程。

当前，世纪新冠肺炎疫情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影响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完全性因素迅速增多，在对未来社会的预判方面，人类既满怀信心又倍感困惑。面对“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综合施策、同向发力，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其他国家“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首先，增进政治互信。中国始终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尊重他国选择自身发展道路与社会制度的权利，从不干涉他国内政，从不对外输出中国模式，从未以经济援助而要求别国效仿中国道路，更没有要求其他国家复制中国的做法。为推动各国缩小分歧、扩大共识，中国还积极搭建多边平台，通过创办世界互联网大会、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博鳌亚洲论坛、中拉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以及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北京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等多边对话会议，从而有力促进了全方位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形成。其次，促进安全共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深知和平的可贵，也具有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进全球伙伴关系建设，主动参与国际热点难点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不仅主动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20多个军控、裁军、防扩散条约，而且积极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不仅主动参与阿富汗等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为维护地区和平做出了独特的建设性贡献，而且严格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积极参与全球反恐合作，推动实施“非洲反恐协调中心能力建设”项目。再次，推动经济共赢。中国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原则，坚决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既以实际行动维护有效、公正的贸易体制与规则，如搭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国际进出口博览会、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等多边合作平台；又以务实的举措构建以“一带一路”为纽带的全球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亚太自贸区、东亚经济共同体、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努力推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富裕。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呼吁世界各国“要坚持对话而不对抗、拆墙而不筑墙、融合而不脱钩、包容而不排他，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又次，深化文明共融。文明多样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为此，“我们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近年来，通过创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南亚国际文化论坛、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开展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实施经典著作互译、旅游文化交流等项目，以及创建文化智库交流合作网络，中国在文明交流互鉴、坚持人类文明多样性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最后，实施生态共建。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中国积极履行国际公约、开展国际合作，不仅制定了《“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强调在工业、钢铁等重点领域实施碳达峰方案，而且设立了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并且已经同30多个国家开展了合作项目；不仅举办了36期“中国沙漠治理技术和荒漠化防治国际培训班”，借以传播竹子、菌草等种植技术，而且还推动了国际社会清洁能源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和森林资源节约等多领域的合作。从以上措施的实际效果来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逐梦前行，必将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更多的中国方案。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愿继续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一道，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出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价值关怀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马克思曾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一书中将人的发展状况概括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三个阶段。与之相对应，在自然的共同体中，个人必须依附于族群或他人才能生存，这时人的自由个性完全被压制；进入虚幻的共同体后，个人虽然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但又时刻处于“异化”或“物化”的状态；而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即是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里才能真正实现，到那时，“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由此不难发现，“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所以，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抽象的虚假共同体，生活于斯的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并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无论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逐步丧失着其“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类特性，从物质到精神、从生活到工作都全方位沦为了物的奴隶。从劳动时间来看，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尽可能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长、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从劳动过程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致使无产阶级无时无刻不处在被异化的状态。对此，马克思指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从劳动结果来看，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生产方式致使工人的发展日益片面与畸形。为提高劳动效率，工人被迫长期在同一个工种或流程上作业，致使他们的身体变为流水线上的自动的器官、生命退化为麻木的生产工具；工人的劳动使资本家日益富有，自身却坠入贫穷绝望的渊薮。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条件下，工人劳动的成果不属于自己而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他劳动的越多，被剥夺的也就越多，他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廉价。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同样，资本家也无法逃脱被异化的命运。要知道，资本家实际上是人格化的资本，其生命的存续旨在促进资本增殖、加速资本积累，他们作为人而本应有的丰富情感却被单一的物质欲望所遮蔽。就这一点而言，资本家也不可能完全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同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相反，“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是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以往那种阻碍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的阶级分化与阶级剥削被消灭。从劳动时间上来看，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也必将缩短，由他们自己支配的自由时间便会相应延长，这样劳动者就真正拥有了自己的时间。从劳动内容来看，“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从劳动结果来看，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决定了劳动成果可以为劳动者共同占有。因而，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共产主义社会里劳动者都能够在劳动中实现自我价值、获得认可、感到幸福。

回望历史、正视现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因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都要富足的物质产品而实现了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放眼全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中东、北非等地区难民的流离失所，以及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遭遇的剥削奴役，一再表征着人类最基本的生命、财产和健康权利尚未得到有效保障。诚然，导致这些悲怆景况的原因可谓多种多样，但其中最关键的无外乎重物本而轻人本。人人生而平等、国国交而公平理应是人类引以为傲的信条。殊不知，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都存在财富、技术、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差别，这些差异往往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以固有的方式发挥着作用。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以这种对外经济交往的结果无非就是绝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创造的财富为少数国家与寡头所占有。其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高喊“自由”“平等”“人权”等口号，另一方面则极力维持这种差序的全球化格局，以此源源不断地从其他国家那里攫取利润。以美国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凭借自身的金融、科技、军事等优势，美国政府在资本财团和军工集团的支持下疯狂搜刮世界财富，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掠夺他国资源。据相关资料显示，在建国不到250年的时间里，美国直接发动或间接参与的战争就有130多场。“9·11”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是打着所谓“反恐”的旗号屡屡挑起事端，相继发起了对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家的侵略战争，不仅造成了数十万普通百姓的伤亡，而且导致了数千万的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2021年4月，中国人权研究会撰文指出：“近年来美军介入的几场战争导致难民数量居高不下，如阿富汗有1100万人，巴基斯坦有38万人，伊拉克有325万人，叙利亚有1259万人。”除了赤裸裸的军事侵略外，挥舞美元霸权的大棒从其他国家那里榨取财富亦是美国惯用的伎俩。长期以来，美国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美元霸权地位，肆无忌惮地推行经济扩张，强制其他债务国实施紧缩政策，使其为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融资。而为了剥夺一国的货币主权和金融主权，美国在积极推动全球经济美元化的同时，也致力于帮助其他国家建立一种高度独立于本国政府、本质上服从于美元霸权的中央银行体制。受这种由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的影响，不少国家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庸。对于这种国际剥削现象，马克思早就预见性地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但在“市民社会”中，“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其实，即便在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追求进步、追求和平的当下，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仍旧“打着所谓‘普世人权’‘人权高于主权’等旗号，在世界上强行推广西方民主人权观念和制度，利用人权问题大肆干涉他国内政，结果导致一些国家战乱频发、社会长期动荡、人民流离失所。”

可见，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遵循的就是一种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财富高于生命、物质奴役个体的发展逻辑。在这种发展逻辑的支配下，人类社会必然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社会。这就决定了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只是在生物学意义上被视为有生命的人，在社会领域则被视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并不能真正享有生产力提升所带来的红利。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逻辑不同，共产主义社会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把实现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和促进全世界人民的自由发展作为国际交往的价值旨归。正是基于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要求以负责任的态度回应世界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普遍诉求。就此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资本主义狭隘的民族观、国家观，不仅揭示了现有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所掩盖的剥削性的社会关系，而且还引导着全球利益分配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从而促进了世界各国人民共享全球发展成果。当前，人类社会虽然还远未彻底摆脱物质资源相对不足所引起的生存发展局限，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至上、利益至上的原则，为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永续发展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历史通道。不可否认，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和“自由人的联合体”之间在内涵上虽然存有质的差异性，但它们要求实现社会变革、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者和实施者，新时代的中国在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的同时，也致力于促进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和政府就一直在为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而努力。尤其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球发展失衡的实际和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出发，立志于“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不仅在理论层面描绘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图景，而且在实践层面呼吁世界各国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指出：“我们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包括人权在内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积极参与国际人权事务，协助相关国家解决直接关系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安全、贫困、教育、医疗等重大问题，以实际行动谱写了世界人权事业的新篇章，从而为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和进步创造了良好条件。第一，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响应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为遭受灾受害的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中国积极响应国际社会呼吁，通过派出国际救援队、提供现汇援助、捐赠救灾物资等方式，向所罗门群岛、印度尼西亚、墨西哥、萨尔瓦多等遭遇地震、飓风等严重自然灾害的国家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救援。如2015年在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之际，中国先后提供3批援助物资，第一时间派出1000余人驰援，为协助尼泊尔开展搜救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2020年，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暴发并迅速扩散蔓延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向150个国家和10个国际组织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和支持。第二，助力世界减贫事业，减少全球贫困人口数量。截至2020年底，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按照世界银行贫困标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中国的减贫事业大大加快了全球减贫进程。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事业，通过减免债务、提供援助等方式帮助南亚、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和国家实现发展目标。除此之外，中国还实施惠及民生的国际减贫合作项目。比如，在老挝、柬埔寨、缅甸三国的乡村实施“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在非洲实施中非菌草技术合作、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建设项目，在拉美援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中国亦主动同世界各国分享减贫经验，相继举办了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人类减贫经验国际论坛、中非贫困与发展会议、改革开放与中国扶贫国际论坛等交流活动。通过经济支持、项目合作与经验分享，中国为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第三，帮助落后地区发展医疗卫生与教育事业，提高当地居民生活质量。在医疗卫生方面，中国在非洲、东南亚地区建设了50余个医疗卫生基础设施项目，向有关国家提供了医用设备、器械、药品及医用耗材支持，帮助20多个国家建立了专业科室，并多次派遣援外医疗队员开展爱心救治活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在做好自身抗疫工作、保障国内抗疫需要的同时，还积极向发展中国家免费提供疫苗，并对印度尼西亚、埃及、巴西等国进行疫苗生产技术转让，努力消除全球“免疫鸿沟”。在教育事业上，中国在尼泊尔、秘鲁等国修建了中小学校，在缅甸、卢旺达等地援建了职业技术学校；设立“原子能奖学金”资助相关国家培养高水平人才；援助计算机、教学用品等教学物资以改善有关国家的教学环境；帮助相关国家强化师资力量培育，让当地民众享有更优质、公平的受教育机会。除此之外，中国还在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加强了对外支援，极大地提升当地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可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中国以实际行动为世界各国关怀弱势群体、实现共同发展做出了表率，从而帮助了一些落后国家的民众在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上迈出了坚实一步。现阶段，由于受物质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和旧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影响，不少国家民众的自由发展问题还停留于解决温饱和生存的阶段，这也直接表明促进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任重而道远。

（文章选自《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